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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可以说，民事、经济判决，理由说得越充分，越说明法官是忠实于法律、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6] 摩尔的分析是公认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的开创性文献。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对适用的超国家规范予以承认。
只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条件下，只有国家律法因为有国家政治和警察强力的支撑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罢了。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律中心主义的祛魅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第一是在空间意义的国家外部兴起诸多非国家和超国家规范，例如国际法、跨地区和世界性经济或政治安排如WTO和欧盟，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但多元化本身不是内在价值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5]在这一点上，强文的判断是准确的。视角更多地转换到了从社会功能角度来定义法律，即法律是在不同社会领域提供规范性和秩序的有效规则的总和。
[11]然而，法治国原则似乎只是以一种强势权力代替了另外一种，其直接后果是魏玛宪法的解体与纳粹德国的兴起。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主要是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在制约国家权力这一基本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出现了法律多元主义思潮。
党员在中国许多社会组织中居领导和核心地位。乍一看来，反对司法中心主义这一论点似乎也是法律多元主义在制度层面的再自然不过的延伸。司法审查和权力制衡，这是在横轴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是根据真正的法律进行的治理。
人们注意到，公司、大学、教会等社会实体，市场、交易所、日常联系网络、甚至互联网等社会交往平台，都会自发地或自主地产生适用于自身的内部规则以及对这些规则的机构的、程序的和心理的执行机制。纯粹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本身的形式美德，如一般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一致性，仅这些美德本身就已经构成对权力的约束。
国家律法中心主义与司法中心主义可能是美国式法律帝国的问题，但显然不是中国的问题。多元主义背后的逻辑是，每一社会领域——萨利.摩尔把能够产生自身规则、同时又不可避免受到外部规则影响的社会领域称作半自治的社会领域[6]——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性，有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在其运作过程中会自然生发出自己的秩序。[5]在这一点上，强文的判断是准确的。然而，法院却是人权保障的最后的、最可靠的部门。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即便是宪政国家——不再是统摄一切的高高在上的结构，而成为与其他社会结构、社会实体等量齐观的一种结构。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国家应当从法律的垄断的制订者和实施者的位置上退隐，让位于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广泛存在的多元的和自发的规则。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法律多元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有三次兴盛期。见Robert Cover, Nomos and Narrative, 97 Harvard Law Review 4, 1983-84, pp.12-19. 另见Nico Kritch, Beyo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Pluralist Structure of Post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3. [8] 同注1。
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主要是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强文对中国语境的判断是，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国家，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一元化的国家律法帝国的治理模式。
党规党法是面向政党内部，规范党员的纪律和自治规则。法律多元主义的价值性方面是与本文最具相关性的。
但这一生动例证所证实的，不是法律多元主义，而恰恰是其反面——法律帝国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无比真实性。唯一能够制约国家主权权力的是其他主权国家。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自己无法自我实施。[8]应当把党规党法当做研究对象来关注，当然没有问题。在宪政模式下，对国家权力没有结构性制约。从规范性角度看，法律多元主义首先明确反对以国家法律、法院系统、警察监狱等强制机构为中心的国家法中心主义意识形态[4]，强文称之为法律帝国。
[2] 例如，塔玛纳哈声称在关于法律与社会的一般法理学中应当摒弃关于正当性的事业。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对适用的超国家规范予以承认。
如果说，根据强世功的文章《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1]（以下简称强文）的观点，传统的法治话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图景，按照这一蓝图去改造社会无异于削足适履的话，那么强文则试图为我们描述另一幅理想图景，即一幅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的理想图景。[3] 法律多元主义有分析性、描述性和价值性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三次是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种法律在次国家、国家、国家间以及超国家层面上的并存与互动。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律中心主义的祛魅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第一是在空间意义的国家外部兴起诸多非国家和超国家规范，例如国际法、跨地区和世界性经济或政治安排如WTO和欧盟，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
在反对国家律法中心主义的同时，强文也反对司法中心主义，强调多中心治理，尤其强调政府的公共行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11] 关于德国的法治经验可参考Franz Neumann and Otto Kirchheimer,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关于法国的法治经验可参考Alain Laquieze, Etat de Droit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France, 载于Pietro Costa et al. ed.,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Theory and Criticism, Springer, 2007, pp.261-92. [12] 关于英国的法治经验的经典描述可以参考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1]然而，法治国原则似乎只是以一种强势权力代替了另外一种，其直接后果是魏玛宪法的解体与纳粹德国的兴起。[10] 这是富勒的核心观点。
[14]这是司法这一社会活动的本质特征。强文所描述的法律多元主义也不例外。
见Sally Moore, Law and Social Change: The Semi-Autonomous Social Field as an Appropriate Subject of Study, 7 Law and Society Review 719, 1973 at 720. [7] 关于法律多元主义的价值内容，可参考罗伯特卡沃对教导型法律（peidaic law）与命令型法律(imperial law)的区分。姑且承认法律多元主义这样一种激进的法治观有其合理性。
相对于强势的党的政策而言，中国的国家律法——就它是在立法法的框架内按照法定程序制订出来的官方规范而言——本身就是被侵略蚕食的对象。司法中心主义从何说起？根据作者所标榜的本土化研究进路来判断，司法中心主义是中国问题吗？中国的现实是，政府已经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极为强势的角色。
但是，绝对不应遮蔽法律多元主义的社会自治这一至关重要的价值内涵。正如经济上的竞争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实现效率这一价值的工具一样，多元化也只是实现根本性价值的工具。第三种意义上的法治概念在限制权力的道路上走的更远，它强调对国家法律本身的性质进行区分，只有一般性的、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规范才有资格被称为法律，而其他国家规范只是命令。不但八项规定这样的党规党法可以使整个法律秩序和社会风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在赋予良好社会治理这一方面，毫无疑问，党委…发挥着比法院更为重要的职能。
只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条件下，只有国家律法因为有国家政治和警察强力的支撑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罢了。同时，不告不理制度以及强调法律解释和理性的判决技艺决定了法院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即使非常强势的法院也不具备主动干涉自主社会领域的积极能力。
[13] 法院是真正社会导向的政府部门。随着上个世纪人类学、法律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人们开始不再从法律的形式渊源角度来定义法律，即不再认为法律是从主权者（奥斯丁）或基础规范（凯尔森）或承认规则（哈特）等基础和源泉生发出来的规则总体。
这一多元主义的根本性价值就是社会自治。它绝非囿于一己之地的内部规则，而是极具扩张性的对社会整体的规范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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